亚洲金融危机20周年：东亚为金融海啸筑起“防波堤”

矗立在泰国首都曼谷市中心的“沙吞独特大厦”（图中右侧高层建筑）是一座未完工的建筑。1997年因亚洲金融危机被迫停工，成为世界上最高的未完工建筑之一。一。本报记者于一春 摄

1997年7月，金融危机席卷泰国，继而席卷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韩国、中国香港等亚洲经济体。此后，东亚经济体通过加强财政金融合作增强了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也促进了东亚经济的整体稳定。

反映：

为什么会爆发亚洲金融危机？

一是东亚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可持续，产业政策应用不当导致产品、企业和产业结构不合理。1994年，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发表了《东亚奇迹的神话》，质疑亚洲四小龙的增长模式。东南亚其他国家也面临类似问题，即经济主要依靠资本积累和密集劳动投入。，缺乏真正的知识进步和技术创新，缺乏有效的制度支持。客观地说，近20年来，东亚这种增长模式虽然没有根本改变，但各国吸取了教训，实施了更加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不再贸然追求经济高速增长，所以没有再次爆发危机。这也意味着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还没有回到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

其次，东亚经济体过度依赖出口。东亚经济体普遍采取外向型发展战略，易受外需影响。近20年来，东亚经济体对欧美外需依存度下降，中国作为亚洲国家重要需求来源的作用增强。一方面，增加了东亚经济体的外需来源，使经济基本面更加稳定；另一方面，当其他外需引擎出现问题时，中国的外需可以起到“缓冲”的作用。这在金融危机爆发和随后的欧债危机爆发后得到充分体现。

三是“三元悖论”的冲突。“三难”，即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进出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可以同时实现两个目标，而放弃另一个目标。达到监管的目的。自 1980 年代中期以来，大多数东亚经济体都采用了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同时，他们在没有任何检测和防范的情况下，贸然开设自己的资本项目，造成国际资金大量流动，风险巨大。隐患。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东亚经济体普遍加强了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管理，

四是缺乏经济协调和危机救助机制。在没有有效协调本地区汇率的情况下实施单一盯住美元，加剧了危机对本地区国家的影响。危机发生后，本地区各国竞相实施货币贬值，形成恶性循环，加速了金融危机的蔓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因其在危机救助方面的糟糕表现而受到广泛批评。因此，危机之后，国际社会开始了新一轮的IMF改革，东亚地区也开始了本地区的金融合作进程。

种类：

加强区域金融安全网

一是区域金融合作机制日趋完善。1999年4月，在中国倡议和东盟及中日韩领导人共识的基础上，第一次“10+3”财长会议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10+3） )，标志着“10+3”财长会议的召开。金融合作机制初步形成。2012年，“10+3”财长会议正式扩大为“10+3”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10+3”金融合作的重点领域是建立区域多边资金救助机制，提升区域经济监管能力，促进亚洲债券市场发展。

二是区域金融安全网逐步加强。2000年5月，在泰国清迈举行的“10+3”财长会议通过了以双边货币互换网络为主要内容的清迈倡议（CMI），使该地区具备危机救助机制，亚洲逐渐建立起自己的金融安全网。2009年12月，“10+3”财长与央行行长签署清迈协议多边化（CMIM）协议，将资金规模从800亿美元扩大到1200亿美元，进一步加剧了地区危机自救能力。2010年3月，CMIM生效。2012年5月，CMIM储备规模由1200亿美元扩大至2400亿美元，

2010年3月，“10+3”财长决定成立东盟和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室（AMRO），作为CMIM的区域宏观经济监测机构。2011年4月，AMRO作为有限公司在新加坡成立。2016年2月，AMRO升格为国际组织。东亚自身监管能力的不断增强，有利于减少对全球监管机制的依赖，也有利于更好地分析和监督本地区经济形势，为发挥区域金融安全网作用提供有力支撑。

第三，亚洲债券市场旨在解决东亚经济体面临的货币错配和期限错配问题，并取得长足发展。2003年8月，“10+3”财长会议启动了亚洲债券市场发展倡议（ABMI），致力于在亚洲发展高效、流动性强的债券市场，以更好地利用亚洲储蓄为亚洲服务。投资服务。2003年和2005年，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央行行长会议推出了第一支亚洲债券基金（ABF1）和第二支亚洲债券基金（ABF2）），标志着市场的发展已进入实际运作阶段，2008年5月，“10+3”财长会议决定设立区域信用担保和投资机构。2010年11月2020金融危机爆发，“10+3”与亚洲开发银行共同设立了信用担保与投资基金，主要职能是为“10+3”国家投资级公司发行的以本币计价的债券提供信用担保。截至2016年12月，东亚新兴经济体本币债券市场规模达到10.2万亿美元，占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8.5%。

第四，加强亚洲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与合作，是发展和完善亚洲金融市场的重要内容。东亚各国通过东亚及太平洋央行行长会议组织的支付结算系统工作组定期分享成员在支付结算领域积累的经验，加强彼此在支付结算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探讨支付和结算。体制改革和发展的热点问题。1997年11月，以促进亚太地区中央受托机构交流与合作为宗旨的非官方组织“亚太中央信托机构”成立。现在，该组织的成员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家中央托管机构。金融基础设施创新发展意义重大。

瓶颈：

东亚金融合作面临哪些障碍和挑战？

一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仍然有限​​。根据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区域一体化指数，1995年“10+3”国家区域内贸易占比为45.01%，2015年为47.16%。在过去的 20 年里，东亚内部的贸易份额仅增加了 2.15 个百分点。此外，东亚加工贸易和中间产品贸易占比较高。如果排除这个因素，只考虑最终需求，东亚内部贸易的比重将会下降。当前，东亚经济远未与域外其他经济体脱钩。

二是区域金融安全网尚未发挥实质性作用。自2000年成立以来，清迈倡议的资助规模不断扩大，已从双边机制扩展到多边机制，但CMIM尚未启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韩国和新加坡货币当局与美联储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印尼央行也试图与美联储建立双边货币互换安排，但均未寻求美联储的帮助。 CMIM。AMRO 的监督职能也需要改进。

第三，缺乏合理统一的债券计价货币是亚洲债券市场发展的障碍之一。2008年5月，“10+3”财长会议通过了新的ABMI路线图。该路线图致力于推动本币债券发行，扩大本币债券需求，完善债券市场监管框架，完善债券市场相关基础设施。但是，以多种货币计价的债券增加了国家间债券交易的成本，阻碍了本币债券和外国债券的发行和流通，无形中限制了债券市场的发展。此外，东亚经济体债券市场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规则、方法和标准存在差异，

第四，东亚国家间的政治互信是加强金融合作的基础。然而，政治互信问题的复杂性不仅源于历史，也受到现实中权力结构剧变的影响，还涉及到域外的干预和影响。如果东亚国家能够在金融合作方面取得进展，反过来也可以提高东亚地区的政治互信。

未来：

深化区域金融市场的迫切需要

一是进一步提高东亚金融合作的制度化水平2020金融危机爆发，最终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目前，CMIM拥有庞大的财力资源，以及危机解决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AMRO已升级为国际组织，将为CMIM运营提供更多支持。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将CMIM的贷款与AMRO的监管机制结合起来，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二是完善CMIM贷款工具，促进全员积极使用。CMIM 应进一步明确使用其贷款工具的程序。例如，AMRO和“10+3”财长和央行行长副会议应尽快完善经济评估和政策对话模型并予以公布，以方便CMIM预防工具的使用。此外，可考虑在CMIM下设立短期融资工具，以在因全球或区域冲击而导致短期或暂时性流动性短缺的情况下，为成员经济体提供快速流动性支持。

三是明确AMRO的监管目标，从三个方面不断完善AMRO的监管职能。一是维护地区稳定。二是维护国内稳定。建议AMRO从货币政策框架、财政政策框架和金融稳定政策框架三个层面界定国内稳定，同时在每年举行的“第四条磋商”中加强与IMF的合作。三是保持行业稳定。AMRO应根据东亚经济特点，设计符合本地区的部门监管产品，形成与IMF不同的监管重点和特色。

四是进一步深化区域金融市场。一是继续发展亚洲本币债券市场。鼓励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机构在东亚发行本币债券，鼓励东亚经济体政府和私营部门在东亚经济体发行区域货币债券。二是加强开发性金融机构合作。在现有中国—东盟联盟的基础上，可考虑成立“10+3”联盟联盟，包括“10+3”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在此基础上，逐步推动银联成员开展实质性融资合作，

（作者：熊爱宗、肖立生、陆挺、杨盼盼、张驰，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制图：刘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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